从而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人们面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每一问题又有好几种解决方案。客观地说, 要找出解决某一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不容易的。生活中, 知识经验丰富的人常常受人尊重, 是因为他们善于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知识、经验丰富的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知识、经验增强了他们的预见力, 使他们看到问题的前因后果, 看到问题发展的几种可能。在这一基础上, 通过对几种可能的比较分析, 权衡利弊, 就能大体上确定问题发展的可能性途径, 从而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就是说, 解决问题必须以正确的预见为向导。早在3 0 0 年前, 牛顿就做出了科学预言：一门放在高山之巅的大炮, 如果以每秒8 公里的速度( 第一宇宙速度) 把炮弹从水平方向发射出去, 炮弹就可以环绕地球飞行。2 0 世纪年代美国" 阿波罗" 6 0 年代苏联发射了飞往月球的宇宙火箭, 登月船终于把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 都是按照牛顿的设想和思路去解决问题的, 也使得牛顿的预言变成现实。其他如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对哈雷彗星的预言,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对未知新元素的预言, 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新华夏构造体系蕴藏大量石油的预言, 等等, 都是此方面的典型例证。
正确的预见能提高自身的信心与决心, 预见是对未来目标的瞻望。正确的预见能使自己看到有可能实现的未来, 从而在心中树立起信心和决心, 不满足于或禁锢于目前的状况, 采取行动, 努力克服眼前的困难, 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德谟克利特有口吃的毛病, 他第一次发表演说时, 被听众的哄笑声轰下了台。但他预见到自己能成为杰出的思想家, 于是充满信心, 以坚强意志克服弱点, 据说他常常把鹅卵石放进嘴里, 在海边对着拍岸的浪花演说, 终于实
现了自己的理想。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为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预见的重要性, 同时又感到作出正确预见的艰难性。所以, 人们常说：现在是难以捉摸的时代、前程不定的时代。但无论如何, 人们还得在现实中生活下去, 并迎接未来。为此, 每个人都应该争取主动, 努力提高自己的预见力。凭借预见力这一洞察未来前景的慧眼, 去窥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 就能做到比别人略胜一筹, 就能以正确的预见来指导和调节自己的行为, 避免盲目性, 提高主动性, 迎接美好的未来。
日本国民很久以前便认识到了
义理这个词的出现源于以下事实。人们的行为, 例如对双亲的行为, 惟一的动机应该是爱。在缺乏爱的情况下, 就必须有某种其他权威来命令人们履行孝道, 于是人们就用义理来构成这个权威。对于其他道德义务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极其正当的。如果爱已经无法强烈地刺激德行, 人们就不得不求助于理智, 必须教人们学会凭理性正确地行动。当人们感到义务已经成为沉重负担的时候, 义理会马上介入, 防止人们逃避义务。显然, 义理是个严厉的监督者, 鞭策怠惰分子以使其恪尽职守。
当然, 义理在道德上只是第二位的力量, 它远不及基督教中爱的教导。义理是在人为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而社会中存在着等级差别。日本社会以家族为单元, 年纪长的人比才能优异的人更受尊重, 自然的情感常常不得不屈服于人为的习惯。因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义理逐渐堕落, 成了随处可用的含混的借口。为什么母亲为了救助长子, 必须牺牲其他所有儿子? 为什么女儿为了挣钱供父亲挥霍, 就要舍弃自己的贞操? 涉及这些问题时, 人们往往会把义理搬出来。义理一旦被如此滥用, 它的卵翼之下就会潜藏各种各样的诡辩和伪善。如果武士道缺乏敏锐而正确的勇气和敢做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 那么义理很容易变成怯懦者的安乐窝。
如果不是发于正义的话, 勇气就不具有道德上的价值。孔子在《论语》中是这样诠释" 勇" 的：" 见义不为, 无勇也。" 换成积极的说法则是：" 勇就是去做正义的事情。" 为了不值得去死的事情而送死, 会被武士道鄙视为" 犬死" 。西方在道德的勇气与肉体的勇气之间所作的区别, 日本国民很久以前便认识到了。每一位武士在少年时都知道, " 大勇" 与" 匹夫之勇" 存在天壤之别。
有勇气是最高的品德。英勇、刚毅、不屈不挠、镇定自若等品质, 也最容易打动少年的心。这些品质可以通过实践和示范而加以训练, 每个人从小就会受到这方面的鼓励和教育。幼儿还没有离开母亲怀抱的时候, 就已经反复听过许多战争故事。如果孩子因为疼痛而哭泣的话, 母亲就会责骂和激励他：" 为这么一点疼就哭是多么怯懦啊! 在战场上你的手腕被砍断了该怎么办呢? 受命切腹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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