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改变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不过, 中国的文人, 始终是以取得" 势" 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追求, 对于诗文的成就, 倒不特别看重, 所谓" 雕虫小技, 壮夫不为。" 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 可以雄视千古, 而作为一个政治家, 却不能不说是个失败者, 他虽然很为自己的学成就而自豪, 却也不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终生困顿而懊丧其实, 苏轼完全有条件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名声留名青史。当他在二十一岁那一年, 在其父苏洵的带领下, 与其弟苏辙在京师参加科举考试时, 便已名震汴京, 以至当时的文坛泰斗、政界显要、主考官欧阳修在阅读了他的考卷之后, 不得不地说：" 读轼书, 不觉汗出。快哉! 快哉! 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失地! " 又说：" 更三十年, 无人道着我也! " 以至后仁宗皇帝在对其兄弟二人面试以后, 赞赏备至, 回到后宫, 不由得对皇后说"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
这预示着苏轼璀灿的政治前程, 可惜, 他刚踏上仕途, 便与王安石遭遇上了。这两个人都是那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最为杰出的人材, 在希望改变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振兴国家方面, 两个人的目标完全一致, 甚至可以说, 苏轼的主张比王安石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刻。可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式, 王安石是大刀阔斧、齐头并进、快刀斩乱麻, 希望一个早上便立见成效; 而苏轼则是不急不缓, 稳扎稳打, 他不赞成以" 悍药毒石" 治病, 而主张文火慢攻, 从容调理。他有过一段比喻说, 天气寒冷到了极点, 可以使胶折断; 热道极点, 可以使金属熔化, 然而万事万物并不因这种变化而受到损害, 这是因为这种变化是逐渐的, 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假如这种变化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 人一定会经受不了而死亡。
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究其根本原因, 恐怕还在于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上。王安石是个唯意志论者, 他以为凭借个人的意志和权力就可以改变一切, 却不了解在中国人身上沉淀的历史重负该有多么深厚。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却也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 如同一道厚实的橡皮墙, 急打强攻是难以奏效的, 只有逐渐渗透。就这点而言, 苏轼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对中国政治的认识, 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 比王安石要高出一筹。写书人时常想, 如果当时宋神宗选择的不是王安石, 而是苏轼, 他的那富国强兵的梦想也许会得以实现, 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写法。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苏轼在极其艰难的政治环境之下, 在出任地方官时, 每到一地, 都有出色的政绩, 都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这便是明证。
可是, 历史没有" 如果" , 历史是一次性的, 既然选择了王安石, 便不可能再选择苏轼, 北宋的后几十年便像翻烙饼似的, 来回折腾, 直到最后亡国。苏轼那极具卓见的政治理想和出色的政治才能, 始终也未能得以充分展现, 他自己一生始终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虽然王安石本人对苏轼的才华及能力都是极其赞赏的, 但是, 对于" 势" , 任何政治人物都是寸土必争寸权必夺的。所谓" 豁达大度" , 只有在不危及自己的" 势" 的时候, 才会表现出那么一点。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端之一, 便是它不止不能容纳异端, 甚至也不肯吸收异端, 哪怕它明知这异端是正确的。更何况王安石自己也很快就失了势, 苏轼所面对的是李定、舒亶、章惇一批蝼蚁般的小人。不过, 令历史无比欣慰的是, 它固然失去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却留下了一个更为杰出的文学家, 在这个领域, " 势" 的威力要小多了, 有时甚至也是无能为力。于是, 我们看到, 在历史人物的庙堂中, 苏轼的光辉, 甚至比王安石更为耀眼
对一切人都怀有敌意和畏惧
《房间》写的是主人公夏娃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彼埃尔结婚后终日守在丈夫身边, 闭门不出, 她拒绝父母的规劝, 不肯过正常人的生活, 不肯以正常人的眼光看待彼埃尔的疾病。她千方百计想了解彼埃尔, 竭力仿效他的思维逻辑, 但又为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而深深痛苦。彼埃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夏娃不愿眼看他变成一个痴愚者, 便决心在此之前亲手杀死彼埃尔。
《艾罗斯特拉特》的主人公是一个无赖和狂想症患者, 他莫名其妙地对一切人都怀有敌意和畏惧。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短暂而可悲, 却又不甘心默默无闻。为了能名垂青史, 他整天陷入遐想之中。最后, 他草拟了一封信件, 誊出一百多份, 寄给一百多位法国作家之后, 来到街上向无辜者开枪。在人们捉拿凶手的喊声中, 他向人群频频举枪发射并想趁乱逃走, 但终于在厕所里被人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