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有蒯通游说于后

       如果将刘邦和韩信比较一下的话, 便可以发现, 无论是德还是才, 刘邦都远远不如韩信。先说德, 历来的历史学家, 常以" 无赖" 二字称呼刘邦, 这倒也不算冤枉他。当他还是一小小的亭长时, 便暴露出了某些" 无赖" 的本色, " 不事家生产作业" , " 好酒及色" , 这是史有明文记载的。喝酒赖不给钱; 给人送礼时, 出口" 送钱一万" , 实际上一毛不拔, 言欺人; 不料他却由此蒙到了个老婆吕雉。可他并不因此而得安生, 又在外面姘上了个女人曹氏, 并弄出了个儿子; 被羽追击时, 为了逃命, 他竟然将同乘一车的老婆儿女推下车去; 老父亲被项羽俘获, 项羽声言要将其烹煮, 刘邦竟然说:" 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 你要是将他煮了, 请给我一碗汤! " 至于才, 刘邦更是不值一提, 楚汉相争中, 他节节败退, 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如果没有韩信, 他早就完蛋了。

       比较起来, 韩信可比刘邦高尚多了。早年受楚地少年胯下之辱时, 他忍怒而不计较, 后来功成名就返回故乡, 反而任命少年为中尉; 漂母的一饭之恩, 他终身不忘, 后来报以千金; 连对冷遇过他的亭长, 他也不念旧恶, 赐以百金。最为难得的是他对刘邦的态度, 当他手握重兵, 刘邦、项羽孰胜孰败, 完全取决于他时, 先有项羽策反于前, 要求他归顺自己; 继有蒯通游说于后, 劝他自树一帜, 与刘、项鼎足而三, 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 吾闻之, 乘人之车者载人之忧患,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吾岂可向利背义乎! " 显不了他忠贞的高尚品德。至于韩信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秦末汉初那人才辈出的时代, 也无人可与匹敌, 无怪喑呜叱吒的项羽也败在他的手下。一次, 刘邦问韩信:" 像我这样的人, 能统帅多少兵马? " 韩信说" ; 陛下统兵超不过十万。" 刘邦又问" :你能统多少? " 韩信说" :臣多多益善。" 正是依靠他那杰出的才能, 刘邦才赢得了万里江山。

       那么, 这位德才都远远高出于刘邦的盖世英才, 怎么会受制于刘邦呢? 刘邦曾向韩信问起这个问题, 韩信的回答是:" 陛下的地位是受命于天, 这不是人力所能得到的。" 韩信的这个回答实在是有点出于无奈, 因为, 此时, 他被刘邦所软禁。其实他心里明白, 他的失败, 首先是于是失势, 而他的失势, 则是由他自己亲手造成的。设想, 如果他接受了蒯通的建议, 与刘邦分庭抗礼, 十个刘邦又能奈他何? 可见, 决定一个人政治生涯成败的, 首先不是德与才, 而是势, 有势不肖者管天下, 无势再好也白搭。

       可叹的是, 这位盖世英才, 并不是被刘邦所治死, 而是死于一位村妇之手! 村妇何许人也? 她便是刘邦的老婆吕雉。这个女人的前半生, 不过是沛县中阳里的一名农妇, 同所有农妇一样, 过着日上田, 夜纺棉, 终年围着锅台转的辛劳生活, 丈夫刘邦也并不怎么将她放在眼里。与韩信相比, 她可真是地地道道的蝼蚁之辈。可此一时, 彼一时, 刘邦当了皇帝, 即使不喜欢她, 也不得不封她为皇后, 他们两口子虽然在感情生活上同床异梦, 在政治上还是休戚相关的, 为了保住刘邦的宝座, 更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 她制造了这起大冤案被她所陷害的, 还有与韩信齐名的大将彭越。

       这事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两位统帅过千军万马、无数次的出生入死的一代名将, 怎么会束手就擒于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之手? 归根结底, 就在于一方失势, 一方得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女人得势的不乏其人, 如武则天, 如慈禧, 这二人的势, 几乎全是靠自己的心术、手腕得之; 但吕雉与她们不同, 她没有武则天之能, 慈禧之术, 只是在残忍狠毒方面庶几近之。吕雉的势, 完全得之于她的汉子刘邦, 是刘邦势的延伸, 她与刘邦的关系, 既是狐假虎威, 又是狼狈为奸。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上, 权势人物夫妻狼狈为奸、祸乱国家、荼毒生灵的事, 自古及今, 也是屡见不鲜了。即便在这些女人当政的时代, 中国也不乏昂藏七尺的伟男儿, 何以被这几位老妪制得服服帖帖? 由此也可见势之威力的可畏, 它可以使柔弱显得雄强, 也可以使雄强雌伏于柔弱。人们常说" 势力" 、' 势力" , 其实" 势" 并不等同于" 力" , 没有" 势" 的依托, 任何" 力" 都是无济于事的, 而有了" 势" , 无力也可以变为有力。

       变得异常艰难的个人处境

       萨特并没有谈到过他写作《墙》的具体动机, 但我们从他的一些声明中, 可以看出这与他的朋友雅克一洛朗博斯特有关。" 我同马尔罗的朋友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当时马尔罗组织志愿人员到西班牙。我的一位朋友, 我的旧日学生, 他非常年轻, 由于遭遇到个人生活中的失望, 曾向我要求, 让他到西班牙去当志愿人员。我感到踌躇不安, 因为我认为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 甚至也没有充分的生活上的准备, 去迎接这样沉重而艰苦的打击。但另一方面, 我又不能拒绝一个对我信赖并诚意向我求助的人去投入战斗- - - 如果他被获准的话。"

       因此, 当萨特写作《墙》时, 缠绕着他的是一个朋友随时可能死亡的念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萨特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博斯特没有" 真正完全介入到斗争中去" , 在西班牙人民军队暂时的失败中, " 对于变得异常艰难的个人处境, 博斯特似乎首先考虑的是后退" , 他逃跑了。这又使萨特惶惑不安, 《墙》的写作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最初表现, 同时也是他对个人命运的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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