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预防不仅在宏观上要利用行为医学的原则

       传染性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相互连接的条件, 即传染源、传播途径和对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时, 就造成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为了预防、控制和消灭传染病, 必须采用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的综合措施, 以达到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作用。但在采取这一模式进行预防时, 有许多心身问题值得考虑。许多传染病在人群中带菌率很高, 但发病率却不高, 且不能完全由免疫学说来解释, 尤其是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更是如此。结核病是一种以生物因素作用为主的传染性躯体疾病, 致病因素是结核杆菌。但是结核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 患者本人亦常常存在复杂的心身问题和情绪障碍。例如青春期年轻人, 由于代谢内分泌机能变化大, 免疫功能不稳定, 本人活动范围大, 环境变化多, 不太注意劳逸结合, 这就增加了对肺结核的易感性。因此青春期肺结核患者具有一定的心身反应特点, 对疾病防治和预后关系甚大。实际生活中不难观察到, 长期忧虑、悲伤、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卫生常识等因素, 均与结核病发生、发展和转归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中同样存在着行为医学问题。比如, 使用免疫预防接种的某种疫苗时, 除了考虑其生物学效力之外, 还要考虑其社会心理可接受性, 包括剂型、给药方式、制剂的感官形状等, 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制剂的权威性。而所有这些生物学效力之外的因素, 都与行为医学有关。

       传染病的预防不仅在宏观上要利用行为医学的原则, 在微观上也有许多行为医学问题需要考虑。任何宏观控制措施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学龄前儿童有模仿、爱动的心理; 学龄儿童有好奇、求知心理; 年轻人有好胜心理; 中年人有顾虑、担心等心理特征。因此, 在实施各种预防措施时必须予以注意, 要考虑个人的可接受性, 并且针对不同心身特征, 采取不同的教育、指导措施, 做到掌握心理, 运用心理, 激发、诱导、促进心理免疫。

       撒落在他自己那个时代的贫瘠的土壤中

       当我们把现代逻辑的历史看做是在有概念危机或混乱的领域内出现的" 理性觉醒" 过程时, 我们就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判断:二战后在逻辑理论中最令人兴奋的发展就是模态逻辑的复兴。模态概念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就已盛行, 不仅在其创始者那里, 而且在中世纪也是如此。然而, 在从布尔和弗雷格开始的复兴中, 这一研究长期被忽视了。当最终在卢卡西维茨和刘易斯的著作中再现时, 它的复活却有点搭错车的味道。这是因为它采取了批判罗素的逻辑的形式。模态逻辑被认为是( 经典逻辑) 的一种" 非经典的" 替换物, 或者甚至是经典逻辑的竞争者。

       只有不把模态逻辑视为罗素的逻辑的替换物, 而是视为以它为基础的一个" 上层结构" , 关于模态词的逻辑研究在现代才获得了一个好的开始。一直到二战之后, 这一看法仍未流行, 尽管在3 0 年代它就已经有了像哥德尔和费斯这样的先驱者。

       作为这种新开始的结果, 是所谓的" 关于模态词的一般理论" 。代替" 一般理论" 的说法, 人们也可以说是具有类似形式结构的相关联的" 逻辑" 的一个家族。从传统模态逻辑这一旧干上长出的新枝已经成为我们熟知的认知逻辑、信念逻辑、优先逻辑、道义逻辑和问句逻辑等。历史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这些分支的许多祖先或者已经出现在古代和中世纪的逻辑中, 或者与莱布尼茨同时代。莱布尼茨, 这位伟大的逻辑天才, 他的种子主要撒落在他自己那个时代的贫瘠的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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