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现不同之处在于
成本领先就是指企业的目标要成为其行业中的低成本生产厂商。如果企业能够创造和维持全面的成本领先地位, 那它只要将产品价格控制在行业平均或接近平均的水平, 它就能获取优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在与竞争对手相比相当或相对较低的价位上, 成本领先者的低成本地位将转化为高收益, 这对争取竞争优势是十分有利的。
成本优势的来源各不相同, 并取决于产业结构。它们可能包括追求规模经济、专有技术、低成本设计、自动装配线、较低的管理费用等等。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企业, 成本优势的来源并不相同。低成本生产企业必须发现和开发所有成本优势的资源。
争取成本优势可以利用低成本的设计。美国的汽车业制造成本比日本高, 一家底特律的公司拆解了一辆日本进口车, 目的是要了解某项装配流程, 分析为什么日本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做到超水准的精密度与可靠性? 他们发现不同之处在于：日本车在引擎盖上的三处地方, 使用相同的螺栓去接合不同的部分。而美国汽车同样的装配, 却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螺栓, 使汽车的组装较慢和成本较高。为什么美国公司要使用三种不同的螺栓呢? 因为在底特律的设计单位有三组工程师, 每一组只对自己的零件负责。日本的公司则由一位设计师负责整个引擎或范围更广的装配。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组美国工程师, 每一组都自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成功的, 因为他们的螺栓与装配在性能上都不错。
争取成本优势还可以采取资源共用的方式。即以较低的成本来执行同样的职能, 从而在成本上就要比无法做这种安排的竞争者占优势。例如, 实行关联型多角化经营的企业, 可以共享行销资源, 包括销售人力的共用、销售渠道的共用、广告宣传的共用、维修服务网络的共用, 等等。除了行销之外, 研究发展也常常采用资源共享的方式：技术专利共用、共同从事产品开发, 共用科研仪器和设备等, 降低开发成本。
看审美文化的文化自决
学术概念和语言的历史建构的奇异性是如此突出, 总是震荡于其开端和终点之间, 无法克服其固有的二律背反。每当一种文化现象出现, 知识学的考察就蜂拥而至, 并首先表现出一种命名的疯狂, 继而追查其祖宗十八代、考订其出生门第、以辨其社会合法性。语源学的研究, 实际上就是奔走于开端和终点之间而永无结局的游戏。对学术概念和语词意义的确定来说, 历时性的研究, 也总是要被卷入这样一场" 语源学" 的游戏之中。语源学的研究, 事实上既无法接近它的" 端点" , 也正如无法达到它的" 终点" 一样; 因此历时性的研究在本质上总是" 后设性" 的, 进而因其规范功能的程度不同的丧失而陷于" 首尾相咬" 的逻辑怪圈。关于审美文化的概念, 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其严格语义规范的、似是而非的" 后设性" 概念。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 审美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的" 活用" , 几乎成了学术概念" 回到日常生活" 的典范; 另一方面, 审美文化的概念运动, 又总是希望觅得它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原点, 为其自身的存在提供其历史本体论的依据。" 后设性" 的建构几乎成为其徒劳但又是唯一的可能结局, 因而成为对历史的莫大反讽。关于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 就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不过我们当真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审美文化这一热门课题研究的话, 很有可能立即被看做是理论上的贫乏以及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而受到指责。
学术界关于审美文化的研究, 总是热衷于这种类似于" 语源学" 的研究。我们且不论关于它的社会溯源, 仅就其纯粹概念的溯源来看, 大致可以追溯到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1 9 世纪。据聂振斌、滕守尧等所撰《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一书指出, 在那一个时期, 关于审美文化大致持三种观点：一是英国学者提出的" 审美文化即把艺术作为文化核子的文化" ; 二是美国学者提出的" 审美文化即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 ; 三是欧洲大陆学者提出的" 审美文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 道德、认识、艺术) 在审美原则下融合的文化" 。对审美文化的这样一种方式的溯源是极其典型的, 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历史本身应当是逻辑的, 而且正是概念本身动起来, 形成某种" 推论性" 的关系, 历史才显得是合逻辑的。审美文化就应当是这样一种" 概念推论" 的逻辑结果。虽然我们可以注意到" 审美文化" 概念提出的这样一个可能的历史事实, 以及可资参照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语境,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审美文化就是由其" 概念的推论" 的" 理论建构" 而成的, 或者说是为上述理论规范所限定的历史事件。笔者认为, 审美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社会建构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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